在解放战争的激烈岁月里，西北战场崭露头角的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军事指挥官。其一是彭德怀，他远在千里之外，依然能够高效指挥战事；其二则是默默在后方鼎力支持的贺龙。当提及贺龙时，毛主席曾情深意切地称赞：“贺老总对党、对人民始终如一，是我们边区后方的‘萧何’。”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清晰地表明了贺龙在战时后勤支持中的关键作用，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让贺龙的身份与地位得到了极大的认可与尊重。
当时，为了适应战局的需求，中央决定将陕甘宁与晋绥地区的联防军下属野战部队的指挥权交予彭德怀，同时也将贺龙任命为负责这两个边区的后方事务，确保前线作战中后勤的供应和兵员的补充，进而支援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进程。
伴随着1948年5月西府战役的成功结束，西北野战军以强大的战斗力歼灭了敌军超过2.1万余人，不仅巩固并拓展了黄龙解放区，还成功收复了延安。这场战役实现了毛主席对延安人民的庄严承诺，成为解放战争中的一大辉煌贡献。随着西府战役的结束，西北野战军转移至黄龙解放区进行必要的整顿。在延安市洛川县土基镇的白家马村，召开了一次举足轻重的扩大会议，历史学界称之为土基会议。
展开剩余81%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总结春季攻势，特别是西府战役带来的经验与教训，深入探讨如何应对国民党的军队，并制定今后的战略方针。同时，还为部队的整训与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规划。参与此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等众多高级干部和西北野战军的各级指挥员。在会议期间，彭德怀作了题为《春季攻势总结》的报告。在总结所取得的成绩时，他毫不掩饰地自我批评，承认在西府战役后期失利的主要责任，并对一些未能果断执行命令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自我反思的做法虽然让部分与会者感到不快，但却在部队中产生了深远的警示作用。
彭德怀采取这种策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深知毛主席将贺龙所指挥的部队交给自己，自己肩负着艰巨而重大的责任。他必须带领队伍，打赢这场战争，不能让部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他希望通过严肃的自我批评和对他人的批判，能够让参会人员更加明确各自的职责，以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1947年3月16日，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主席发布了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这个命令明确规定，从3月17日起，所有兵团及边区部队将统一归彭德怀指挥。这一指令所涵盖的部队几乎悉数为贺龙的下属，其中包括第一纵队、第二纵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以及其他警备部队和骑兵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纵队被誉为“贺龙嫡系的嫡系”，其司令员贺炳炎与贺龙关系甚密，政委廖汉生也与贺龙有着长年合作的经历。
对于毛主席的命令，众多人感到十分困惑，难以理解为何在保卫延安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毛主席会将后方的粮草问题委托给擅长战斗的贺龙，而非让他亲自指挥前线的战斗。然而，贺龙对此并没有丝毫犹豫，并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理解战斗指挥与后方支持同样都是党赋予的责任，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他明白，指挥部队打胜仗固然重要，但确保后方的稳定与支持同样直接关系到前线的盛衰。
因此，贺龙痛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全身心投入到西北的后方工作中，竭尽全力为前线的彭德怀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与兵员补充，确保西北战役的顺利推进。此外，贺龙还自愿承担起协助彭德怀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责。
到了1948年7月，西北野战军正式成立，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在此之际，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令部队的指战员们有些难以适应。例如，在攻打榆林的战斗中，由于第一纵队长久攻克无果，得知敌人增援信息后，彭德怀果断下达撤退命令。这时，第一纵队政委廖汉生的内心充满不满，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和部队声誉的极大损害，愤懑不已。
就在这时，彭德怀的电话骤然打来，他在电话中毫不留情地斥责：“一纵就是一群软脚虾，怂得连贺龙的面子都丢了！”此言一出，廖汉生更是心愤难平，甚至和彭德怀激烈争执。电话挂断后，他难以平复内心的激动与愤恨，甚至痛斥不堪。他随即带着部队亲自投入战斗，顽强抵挡住了敌军的追击。得知情况的贺炳炎迅速带领营队前往支援，最终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追兵。
虽然这次事件在彭德怀和贺炳炎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快，但两人并没有因此产生过多隔阂，反而更加坚定了彼此的默契。在接下来的清涧战斗中，部队遭遇了更大的困难，贺炳炎因伤亡过重感到焦虑。在此时，彭德怀再次通过电话下达命令，要求他尽快攻克耙子山。尽管贺炳炎已经向彭德怀说明了困难，电话中依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争执。挂掉电话后，虽然心情愈加沉重，贺炳炎仍然带领部队拼尽全力，最终成功占领了耙子山。
这段小摩擦虽然短暂，但作为第一纵队领导人的贺龙心里始终无法释怀。他深知，这支部队是自己亲手培养的，任何的不满与顶撞，都可能对部队的士气和形象造成影响。因此，贺龙决定主动与彭德怀进行沟通，向他解释并尽力消除这次的矛盾。
在土基会议上，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西北野战军在某些战斗中失利的责任，这让贺龙十分感动。他认为，尽管彭德怀在决策过程中确有不足之处，但其作战决心与战术执行的果敢堪称出色，特别是在攻打宝鸡的战役中，彭德怀展现出巨大的决断力与远见。
在会议期间，贺龙明确表示：“西南的行动虽然带来了伤亡，但我们也缴获了大量敌人的武器装备，收复了延安与洛川，特别是延安的收复，对于我们意义非凡。”他严肃指出：“彭总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任何借口都不应成为拖延的理由。”
会议结束时，贺龙总结道：“虽然战役最终胜利，但某些干部在执行命令时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一些遗憾，但总体而言，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终，6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并转发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8月10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彭德怀的《春季攻势总结》。在贺龙的大力支持下，西北野战军的内部团结日渐增强，彭德怀与指战员之间的默契也日趋深厚。这些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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